后现代性的辩证法

把00—05年来读到的好书说清楚（之二）

                                      

[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商务印书馆
      作为一部影响了美国历史进程的宪政名著，《联邦党人文集》在西方立宪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这部极为出色的论战性巨著对宪政理论作了详尽的阐释，从学理上、经验上和历史上极具权威地对美国宪法的总体设计和每一项重要条款都作了审慎的探究和精细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美国宪法“实质上的优点”。这部文集对政治文明的突出贡献是灵活地运用当时“新兴的政治科学”原理全面说明了美国宪法的诸项原则，并使这种先进的宪政理论转化为美国民众的公共知识和公共观点。《联邦党人文集》中许多精辟的论断与见解经常被后来的美国法学家和法官所引用，视为美国宪法的理论来源，它是一部富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作品，是一个结合实际政治问题应用宪政原则的杰出范例。
　　联邦党人认为，美国宪法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是共和主义的联邦制。因为联邦制是人类迄今所知的建立“大范围共和国”的最佳方案。联邦制是一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享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联邦制度使公民必须服从两个独立的政治权威而不是传统上的单一权威。麦迪逊指出：“在美国的复合共和国里，人民交出的权力首先分给两种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权力再分给几个分立的部门。因此，人民的权利就有了双重性保障，两种政府将互相控制，同时各政府又自己控制自己。”美国的联邦主义又称为“双重联邦主义”，因为其中包括国家高于一切、同时各州分享主权的双重含义。美国宪法以列举的方式明确授予中央政府事关全国性事务的有限的必要的权力，如掌管外交事务和铸造货币的权力，其他一切权力都保留给各州。但无论是全国性政府还是地方性政府“实质上都是依靠合众国全体公民的”。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上、下），商务印书馆；
                            《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
    前者是政治社会学的开山之作，后者是历史社会学的开山之作。阿隆在《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中将托克维尔列为社会学七大先驱之一。
    托克维尔，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1805年出生，1859年去世。与孟德斯鸠一样，他也出身于贵族，并且经历过法律职业生涯。1823年高级中学毕业后，他前往巴黎学习法律，1827年出任凡尔赛初审法院法官。1831年以考察美国监狱制度的名义前往美国实地考察美国的民主政治。回国后，他继续担任律师。1835年出版考察美国的心得《论美国的民主》（甘阳则认为，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应译为《民主在美国》才能反映托克维尔区别于“贵族的自由主义”的“民主的自由主义”的理念），引起强烈反响。1840年他又出版了该书续集。1856年他的另一种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面世。托克维尔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却非常丰富。使他享有盛誉的《论美国的民主》在世界学术界开创了两个第一，即，它是第一部对美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情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著作；它还是第一部专门论述民主制度的专著。他看来，一定时代的民主原则应该从该时代的具体历史条件去总结和解释。他根据自己实地调查所取得的经验材料，着力分析美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具体条件，研究美国民主制度中个人自由的机制以及法律与民主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作为一代社会理论巨匠，他提出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法]勒鲁：《论平等》，商务印书馆
    对政府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研究必须首先集中于其出发点-平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而平等(公平)问题则是其中最大的难点.尽管平等论述不计其数,但我们所面对的许多平等主张只是"名目平等",存在着"平等幻觉".勒鲁《论平等》中蕴含的平等思想值得充分注意。这是因为其思想的"正确"方面(无幻觉)和"谬误"方面(严重幻觉)均涉及到当代平等或公平研究中两个既至为重要又似乎十分模糊的问题:平等的制度结构侧面以及平等的制度内涵侧面。

[英]达仁道夫：《现代社会冲突——自由政治随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达仁道夫的这本《现代社会冲突》不是用几何学的逻辑结构组合起来的，甚至也不是一幅大型油画，而是一张张素描（用他自己的话），实际上是一本较长的随笔集。但他所表达的思想仍有先后，有层次。他从分析阶级斗争入手，分析到公民权利和自由，进而讨论极权主义，然后用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经验讨论后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冲突，最后提出了世界公民社会的理想。他说：“下层社会、第三世界、压迫少数、对他人进行战争、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异已，都有悖公民自由的原则，甚至在捍卫这个原则的地方，也还有类似的现象。在这篇随感里所理解的关于自由的道义上的要求，不仅是绝对的，而且是普遍的。因此，只要不存在着所有人的自由，也就没有某个人真正的自由。”（见该书第八章第四节，世界公民社会）他的这段论述十分类似于马克思在《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个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如何实现公民社会，他和马克思的观点出入颇大。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张建立法治国家，并由国际组织和民间非政府组织逐步推进到公民社会。这种差别是很自然的，因为达仁道夫经历了20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金融危险，东欧剧变，环境破坏，西皮士和雅皮士时代，他的眼界比之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宽广得多。人类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实现公民社会的经验，其中尤其应该包括中国实施无产阶段专政的经验。
    作者在这本书中所宣扬的主张是政治自由主义。正如该书的副标题所表示的，这本书是一本自由政治随感。我则是从经济学的基础出发，主张经济自由主义。这两种自由主义显然是相通的。例如主张保护个人私有财产，保护个人在市场上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反对特权，维护市场上的公平竞争。作者的主张形成于他的社会学和哲学基础。他批判地吸收了欧洲学术先驱的成果，包括马克斯·韦伯、路德维希·米瑟斯、卡尔·波普尔、阿玛蒂亚·森、弗里德利希·哈耶克。从方法论上看，他很少用演绎推理，更多用综合法或归纳法。经济学和社会学在方法论上很不相同，比较多地利用演绎法。下面我想简要地介绍一下以经济学为基础，对社会冲突和制度安排的预见，以供读者拿来和达仁道夫的推论相比较。

[意]莫斯卡：《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译林出版社，2002
     莫斯卡不是把掌权者称作精英，而是称为统治阶级。他断定：从最简单的社会，到最先进复杂的社会，存在著两类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前者治人，后者治于人。统治阶级由武士、教士、土地贵族、有钱的和有知识的种种团体组成。正是政治权力把他们与社会中的其他人区分开来。统治阶级在数量上总是少于被统治阶级。他认为，即使在理论上主张应由多数人来统治少数人，在民主政治中，事实上也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只有这些少数人才有组织能力，而作为多数的群众则处于无组织状态之中。因此，有组织的少数对无组织的多数的统治支配是不可避免的。在特定的统治阶级失势之后，就会有另一个统治阶级来取代他们。事实上，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由统治阶级与他们的竞争者之间的斗争谱写的。只要有政治权力存在，人们便只能在流血的权力竞争与文明的权力竞争之间作出选择，而不可能在竞争与不竞争之间作选择。
    最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新出了一本作者的《政治科学要义》，其实和这本是一本书，只是名字不同而已。

[美]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2
                         《作为公平的正义——争议新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3
                         《万民法》，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对于罗尔斯，我实在不敢评价太多，因为研究的人已经趋向无穷了，而我，还没有展开对他的深入阅读，只是跳跃性地选读了一些他著作的章节而已。罗尔斯的思想不同于与其同源的文化相对主义和情感主义，他同康德在最大程度上展示了西方的启蒙传统；理解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莫过于将其比做一场由抽卡片来决定每个人命运的人生游戏；“平等”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本原则，具体表现为：公民自由权的平等、财富分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

   我最敬佩亨廷顿的地方，不在于他学说的启发性与合理性，而在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他在美国——太平盛世的情形下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无异于盛世危言。
    1993年著名政治战略学者亨廷顿发表了“引起过大规模的全球性争论”的《文明的冲突》，并于1996年编辑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类终极部落，文明的冲突就是全球规模的部落冲突，在下个世纪发生冲突的更本原因将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是经济因素，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一国内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将构成断层线战争相持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意识形态混乱等特点。亨廷顿用大量篇幅以历史学、人口学和政治地缘学角度分析21世纪断层线战争爆发原因，提出休止战争主要依靠世界核心国的利益与行动。在展望21世纪文明未来时，亨廷顿肯定所有的国家都在努力实现现代化，但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西方的生存有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的西方认同，以及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看作是独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团结一致对付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亨廷顿特别强调“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对于西方的威胁，甚至提出“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联手的可能性。作者呼吁所有文明的人民都应探寻并努力扩展与其他文明的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的共性。“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以文明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战争最可靠的保障。”
    亨廷顿的另外几本书，如《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三波》也被介绍到了中国。值得一提的是他今年被翻译出版的新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亨廷顿的新著《我们是谁？》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没有使其崇拜者和批评者感到失望。如果说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触动了穆斯林世界的神经，《我们是谁？》则直接挑战了美国国内主张文化、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利益团体，尤其是少数民族裔团体。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是谁？》在国际上的影响不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但该书在美国国内却触发了一场有关“文化多元论”的大争论。由于亨廷顿把美国文化和种族多元化的趋势看作是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根本威胁，他被众多批评者描述成一个所谓的“本土主义者”——即一个主张以白人和盎格鲁文化为主体的单一文化鼓吹者。《我们是谁？》的主要观点并不复杂。亨廷顿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认同或民族认同是每个国家自我定位的根本“坐标”。更重要的是，“国家认同”直接影响任何国家的内部社会和谐以及该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显然，一个国家认同相对弱的社会(往往是多民族的社会)极可能是一个族群关系紧张的社会，一个国家认同建立在一种很强的意识形态上的国家(如美国)，很可能在外交上寻求具有类似意识形态的国家为盟友。

[法]勒庞：《革命心理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关于勒庞，中国的知识界是熟悉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代表著作——《乌合之众》的中译本在稍早时候的问世所引起的广泛关注，也因为他在中国学界的持久影响力。勒庞对心理学和政治学的熟稔，使他的作品拥有一些独特的视角，兼之法国式的随兴而至的叙述风格，往往给读者带来一些特异的体会。《革命心理学》是一部试图刻画法国大革命期间各色人群心理路数的著作。其特殊的对政治的社会的行为的心理分析方法，对我们进一步了解法国磊革命及其相关的政治社会活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这部著作，无论是作为文献还是作为学术作品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不过，由于《革命心理学》是一部诞生在20世纪早期的作品，它的局限性十分明显，文中不乏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和批评之词，一些出于作者对暴力流血的厌恶和恐惧，而另一些则显然来自作者的误解和偏见，有攻讦的涵义。此外，作者对激进的暴力革命持完全的否定态度，并对他所不了解的革命运动亡加评论和下结论。这也有违学术的严谨精神。

[西]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印象中，西班牙裔文化名人都有某种感伤、阴郁的共同气质。乌纳穆诺的代表作《生命的悲剧意识》，以及桑塔耶纳的《英伦独语》、《麦布女王》、《查尔斯·狄更斯》等名篇的语调都是低回的、絮叨式的，仿佛心事重重的样子。这种气质甚至影响到了法国人加缪。作为横跨哲学与文学两界的学者，加缪的生活中有许多西班牙至交，明乎此，就会知道他与萨特那场著名的决裂其实是早晚要发生的。
　　今年读到另一位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的《大众的反叛》。比之两位同胞学者，他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慷慨激昂，出语铿锵，好下断言，然而其中的悲观色彩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加缪一样，奥尔特加也是知识贵族；加缪痛惜神在20世纪的缺席，改由历史宰制一切，在《反抗者》一书中，罗伯斯庇尔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历史的反抗”受到加缪的严厉抨击。他一定会对奥尔特加这本写于1929年——其时欧洲的劫难刚刚开始在德国酝酿——的书产生强烈认同，因为奥氏分析的正是那种肇始于法国大革命的大众暴力，及其延伸到20世纪的产物——大众民主，一种似乎已经制度化的大众激情。加缪反对那种套用黑格尔公式的反抗，认为其无所不用其及，是为反抗而反抗，奥尔特加研究的则是这种反抗作为祸害的客观表现。他生活在民主之光逐渐普照人间的时代，却表现出对大众深刻的不信任乃至敌视。
　　与生性拘谨、好用文学隐喻的加缪不同，奥尔特加毫不隐瞒他的精英意识：世上生来有贵族和大众两种人之分，前者是那些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人，后者则甘于平庸和随波逐流。“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在这一关于时代特征的基本论断之下，所谓人人平等非但是一相情愿，反而容易成为点燃暴民之火的舆论薪柴。加缪经常称大众革命不合乎“美”的标准，这跟奥尔特加相比实在过于委婉了，后者很干脆地断言：大众要干涉一切，而且总要诉诸暴力。
　　奥尔特加的研究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文风上都与“大众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有传承之处。奥氏把大众的危险性从勒庞的近代延伸到现代，延伸到欧洲看似趋于稳定的民主社会里。因此，他比勒庞更清晰地显现出古典自由主义信徒的特点，站在自由主义一边反对集体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更要坚决捍卫秩序而反对任意的民主化。他最担心的就是国民为了一己私利四分五裂，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然而，奥尔特加的自由主义又是十足悲观的，他看不到正在一点点流失的传统有什么挽回的希望，他无可奈何地承认，破坏秩序要比恢复秩序容易得多。加缪称奥尔特加为“尼采以后最伟大的作家”，伟则伟矣，其中的悲情也是不言而喻的。

[德]卡内提：《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卡内提系统地将大众表述为一种现象，其中包括了它不同的表现形式和运做方式。在这里，他----似乎超越了任何价值观----分析了一系列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中大众行为的事例。在作者的分析方式中，最引人入胜同时也令人惶恐的是：他并非将大众看作是政治权力的一种工具或者是人类行为的变种，而是视作一种自我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潜伏于理性人与社会之间的某处，并且它随时可能在各个角落（体育，剧院，礼拜或者战争中）驱动着各种胡作非为，而这种胡作非为正是基于种种行动的渴望。通过上述这种观点，《群众与权力》被誉为一篇杰出的社会学研究论文，但同时也是一部政治性的著作。

[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之所以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尤其是美、英等国媒介市场化浪潮导致媒介性质、功能的转变密切相关。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的大众服务性传播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电视和报刊的私营化程度日益提高，由此导致媒介越来越多地受市场和国家控制，其原有的政治、文化功能遭受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传媒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意见表达的平台，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看来，是民主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公共领域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作为行政、立法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力”，传媒对社会的民主实现起着重要作用：既鼓励和保障大众参与公众生活讨论、表达各自意见的自由权利，又对国家机器和民主进程行使批判和监督功能。公众使用传媒可行使包括知情权、表达权等在内的言论自由权。哈贝马斯在论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时，曾经对传媒的这种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在很长时间内，传媒也的确给资产阶级表达意见、讨论时政提供了相对广阔的公共空间。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媒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控制，保障和推动公共领域的功能日渐式微。这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传媒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矛盾，是强大的市场利益驱动和政府利益集团控制的两股力量作用的必然结果。实际上，谁能掌控传媒，传媒就为谁服务，由此，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落实到传媒研究领域，归根结底就要探讨传媒的管理体制问题。

[美]哈特：《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这本书被斯洛文尼亚政治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等西方左派誉为“我们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它“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力图分析当代政治全球化形式的最持久的努力”，“以惊人的速度吸引了当代的激进思想”，在中外知识分子当中造成了巨大的震动。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相类似，在《帝国》一书中，哈特和奈格里也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从资本的逻辑揭示了帝国主义必然崩溃。他们认为，在马克思、卢森堡、列宁等人的思考传统中，“中心论点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和扩张之间有一种内在联系，而资本主义扩张不可避免地采取了帝国主义的政治形式。”虽然“马克思本人很少论及帝国主义，但他对资本主义扩张的分析则是整个批判传统的中心。”

【作者: 传播者】【访问统计:】【2005年10月25日 星期二 00:43】【 加入博采】【打印】